天真無知的書店店員把石黑一雄的作品放在日本文學的書櫃裡表明了他們確實不知道當代作家的名字和身份之間的關係早就分道揚鑣。撇開身份認同的學術討論，「Kazuo Ishiguro」是英國人和「Amy Tan」是美國人，其實都很難否定，尤其是那個地方可謂是他和她成長的地方，他和她也是說著那個地方的主流語言。而且，連日本人本身也用片假名去寫石黑一雄的名字，就顯出他不是日本人，當然，譚恩美的日譯書上也是用片假名。再而且，兩個作家的簽名都是用英文簽的。當這類人其實愈來愈多，不論在文學界，或是科學界的加來道雄，還是在平民中，查找名字和身份便更是必須的了。但又正正因為如此，我想到最初開始出現這種情況，大多是出自旅行，而後來才更多是出自移民。
Sting最出名的歌應該是〈Shape of My Heart〉，而第二出名的不能不是〈Englishman in New York〉。歌詞即使頗定型化，但卻寫出了兩個文化的碰撞。碰撞的結果是好是壞可能因人而異，但既然這是不能避免的，雙方便應盡可能去理解對方。那些在不同文化衝突中成長的歌手，時不時會處理這個議題，不過始終是歌曲一首而非厚書一本，未必能觸及到細微的觀點和詳細的歷史，但考慮到歌曲比書本易入口，或者入眼入耳，它對身處在單一文化或稍落後和保守的地方的人而言，很可能是一道最易通往更寬闊的世界的門。
如果石黑一雄重拾他的歌手夢，我真想看看他寫首〈Englishman in Japan〉，或者更對應本來曲目的話，〈Englishman in Nagasaki〉。這未必是沒可能的，因為他早有寫歌詞的經驗，只不過要他唱，他或者會如電話訪問中那般地搬Bob Dylan出來，而說：「先聽這個從我十三歲開始就尊敬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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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欣賞阿多諾對音樂的態度，但不完全認同他音樂哲學的人。
圖片來源：IMDb，Browsers' Bookstore，Wagtail Book Store